作者：何永超 杨子飞 字数：2901
摘 要：孔子的为政智慧对当代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首先，孔子所说的为政不同于政治；其次，孔子为政的目标注重百姓的心服而非口服；再次，孔子为政的选举方式更注重内容而非形式；最后，孔子为政强调德政而非刑政。
关键词：孔子；为政；德政
长期以来，人们似乎习惯于将孔子当作人生导师，而忽略了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，这与我们一个多世纪来的政治自卑心理紧密相连。实际上，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就在于为人与为政是一以贯之的。在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，我们必须重新补上一课，从孔子的为政智慧中获取当代启示。试举一例。
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《论语.为政.19》下面我们将以这段简短的对话为引子，申述阐发孔子的为政智能。
1 为政而非政治
首先，我们谈论的是孔子的为政智慧，而非孔子的政治智慧。孔子从来不谈政治，只谈为政，因为为政绝不等于政治，而且它也是古今中西在看待政治事务时的根本差别之所在。
受现代西方思想的长期影响，我们一提到政治，脑子里立刻就会有这样一种印象，即政治是远离普通人日常生活之外的、独立的、公共的领域，它既不同于私人生活领域。这种印象虽然是模糊的，但它隐藏得如此之深，恰恰折射出了现代西方所理解的政治生活的根本特性——它是一个有着清晰边界的独立领域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一直作为一个旁观者身份出现的，所谓的政治智慧就是对政治这一独立领域的理解与设计（就像科学家研究某一个自然现象一样），它既体现在政治学著作里，又体现在宪法法律文本里。总之，所谓的政治智慧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智慧。
而孔子所说的为政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智慧。如果说政治智能是静态的，它的终极目标是设计一套完美的政治制度，那么为政智能就是动态的，它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，只有在每一个具体的为政实践中做出最好的行动选择。因为在孔子及儒家视野里，政治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领域。有人问孔子“子奚不为政”，子曰“书云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’，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”。也就是说，在孔子看来，在家里孝顺父母亲，与兄弟姐妹友顺相处，这也是为政，不一定非得要当官才叫为政。这就说明，政治事务其实是无处不在的，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，人类事务就是一个整体，无法被划分为一个个单独的领域，而为政的智慧就是一个处理整体事务的智能，无时无刻不是站在全局的高度，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，因人制宜地做出最好的判断。
毫无疑问，现代西方的政治智慧一定自有它的存在价值，否则它就不可能在近几百年来席卷全球，尤其是它对形式的、架构的、制度的强调，让人们可以避免人治的不稳定性，确保政治大厦的根基是可靠的。但是，稳固并非政治生活的唯一目标，所谓“徒法不足以为治”，任何形式都需要内容的填充，任何架构都需要血肉的滋养，任何制度都需要人的执行，如果内容变质了，血肉腐化了，人心变坏了，那么一切政治智慧都将化为泡影。所以为政的智慧才是更根本的智慧，所谓更根本就是在任何时代、任何国家都需要的，这就是孔子的为政智慧还能够启示于我们当代人的根本前提所在。
2 为政的目标：服
鲁哀公问孔子的问题是“何为则民服”，这是一个领导人或政治家最应该经常问的问题，因为民服不服是为政的根本目标。民服不服，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，民心所向则政权稳固，民心背离则江山易主，这是一个最朴素的政治道理。
服有心腹，也有口服。口服而心不服，当然也可以维持统治，那就是要藉助强力，老百姓是因为不敢反抗，所以接受统治。这种统治显然是不可持续的，而且是成本高昂的，只要有一天老百姓走投无路，生不如死，也就不怕死了，那么群起反抗就成了必然选择。所以没有一种统治是可以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础之上的（尽管每一种统治都多多少少依赖暴力），必须要努力追求老百姓对领导人口服心也服的境界。口服心也服，就使得统治权力转变成了马克斯.韦伯所说的权威，权威就是具备了合法性的权力，它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前提，也是领导人或执政党最应该关心的问题。
心服也有很多种途径。比如领导人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好处，生活更富裕了，环境更宜居了，老百姓就会冲着这个好处而心服口服，这就是绩效合法性，中国政府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合法性来源就在这里。但是，基于好处而心服，这是一种纯粹功利的态度，尽管它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注定是不彻底的，因为只要有别人能够提供更大的好处，这种服从就可能会被瓦解。而且，人性在根子上就不会满足于功利的理由，他总是渴望寻找更深层的根据，那就是道义。只有当统治是符合道义的，这样的统治才能获得百姓的持久拥戴。孔子回答说“举直错诸枉”就是为统治找到道义支持，下面我们就详细分析这句话。
3 为政的核心：举
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问题时用了一个字“举”，在笔者看来，这就是为政的核心。“举”当然可以有很多种标准，因为人类的不平等也有很多种类别。比如中国古代有荐举，有察举，还有考举，它们根据的是人类在德行、知识等方面的差异，德行好的人或知识丰富的人就被“举”到领导人的位置上，这意味着在统治权力与德性或知识之间具有一种同构关系，因为人类在本性上倾向于服从德性好的人或知识丰富的人。
现代西方发展出来一种特殊的“举法”，那就是“选举”。“选举”跟中国古代的荐举、察举乃至考举最大的不同在于，选举无关乎内容，而只关心形式。所谓内容就是德性或知识，它必须深入到某一个人身上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到。但是选举不关心这些，它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选票这种最形式性的要素上。
今天西方选举已经成为遍布全球的政治制度，似乎它已经成为唯一一种合法的产生领导人的“举法”。这种现象自然有它出现的道理，因为只关注形式是最简单的“举法”，因为简单，，所以它就高效，就容易被人们所接受。当然，简单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，选举的弊端现在已经被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人们认识到了，包括选举人的无能，被选举人的质量，选举过程中的欺诈等等问题。但是，在笔者看来，这还不算选举制度最严重的弊端，因为以什么方法举，以什么标准举，并非简单的就是一种决定胜负的游戏规则，它还为政治生活带来了最重要的影响。
4 为政的本质：正
现在我们才真正进入了孔子为政智慧的心脏地带。孔子说“举直错诸枉”，也就是要把正直的放置在歪曲的上面，把好人放置在坏人的上面，孔子“举人”的标准就是直和枉、好和坏、君子和小人，这是典型的价值判断。对于儒家来说，为政的首要任务恰恰就是不断地做出价值判断，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逃避价值判断。
所以孔子说“政者，正也”，“正”既是个形容词，有正确、正当的意思，也是个动词，有“使之正”的意思。因此从事政治事务，本质上就是根据“正”的理念来判断何者为“正”，并使那些不正（即歪即斜即邪）之人也能够正过来。
这样，政治事务就被理解成为正己正人的过程，政治家向老百姓带来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社会风气。一个国家社会风气一旦坏了，就会导致人心也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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