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苏洵的《管仲论》独开生面，一改前人对管仲的一致肯定和赞扬，着重论述管仲在政治上的失误，具有创新意义。但同时，苏洵对管仲的严厉指责亦有失公允。
关键词：苏洵；《管仲论》；得与失
作为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，管仲辅佐齐桓公改革国政而名垂青史。历代史家与史论作者对其多有论述，其中多是称道其才能与政绩。先秦时期有《论语》多处谈到管仲，《孟子》在《公孙丑》等文章中亦多次提及管仲，诸葛亮隐居隆中时亦自比管仲，近代的梁启超更是在《管仲评传》中高度评价了管仲。而苏洵的《管仲论》却独开生面，发前人未有之议论。苏洵一改前人对管仲的一致肯定和赞扬，着重论述管仲在政治上的失误，批评他在位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，导致了“威公之薨也，一乱涂地”的局面，从而论证其“夫国以一人兴，以一人亡。贤者不悲其身之死，而忧其国之衰，故必复有贤者，而后可以死”的观点[2]，以此说明臣子在选贤举能、防止奸佞方面的重要性，是不同于前人的见解。
苏洵《管仲论》首先概述管仲生前齐强之功和死后齐乱之祸的史实。生前相齐之功，苏洵只用“管仲相威公，霸诸侯，攘夷狄，终其身齐国富强，诸侯不敢叛”[2]一句话概括，紧接着立马调转笔头，写他死后的齐乱之祸上。显然，后者才是苏洵论述的重点。由此可见，苏洵虽想重点论述管仲不足，但对于管仲生前政绩，他亦是肯定的，这一点上与司马迁的思想相合。司马迁言管仲：“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……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”，“其为政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”，“知与之为取”等，是管仲卓越政绩的体现。[1]文章接下来开始具体论述齐乱之祸和管仲的失误，他在《管仲论》中说：“及其乱也，吾不曰竖刁、易牙、开方，而曰管仲。”[2]他认为齐国的内乱和衰弱，是管仲之责，他临死不能荐贤自代，导致“管仲死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用，威公薨于乱，五公子争立，其祸蔓延，讫简公，齐无宁岁”[2]的局面。文章自始至终围绕管仲没能临终荐贤这一问题，反复论证，层层深入，步步逼近，使管仲无所逃其责。文章后半部分通过晋国与齐国进行了对比论证，“文公之才，不过威公，其臣又皆不及仲；灵公之虐，不如孝公之宽厚。”[2]晋国在许多方面不及齐国，可晋文公死后，依然兴盛，因为晋国有贤能的大臣在。齐国原本具有许多优势，本可以发展得更好，可因为它“独恃一管仲”，没能广泛起用贤能之士，同时管仲没能临终荐贤，导致齐国后继无人，从而导致“威公之薨也，一乱涂地。”[2]在国与国的对比之后，苏洵进一步举史鳅、萧何两个历史人物为例，与管仲构成鲜明的对比。同是大臣，史鳅、萧何在临终前，都用心良苦地为国家举贤荐能，而“不悲其身之死，而忧其国之衰”。[2]而管仲却悄无声息地死去了，没有考虑国家未来的前途命运。“彼管仲者，何以死哉？”[2]，这最后一问，是苏洵对管仲的严厉的批评指责。
对于苏洵对管仲的严厉指责，笔者以为有些地方有失公允。
首先，管仲的能力是被广泛认可的。桓公重用管仲，霸诸候，攘夷狄，齐国富强，可见管仲之宏才大略。管仲生前辅助桓公，使齐兴盛，已尽人臣之所能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臣子能做到使一国兴，管仲功劳已经很大了，不能再苛求他连身后事都安排好。司马迁对管仲的评述中，并未出现对管仲未找好后继者的责难，亦未将齐国之乱的责任放到管仲的身上去，司马迁甚至言：“管仲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”[1]，反而认为管仲死后都在为齐国作贡献，其政泽披后人。
其次，管仲已对桓公提出建议。临死之前桓公问他谁可代之。管仲没有直接正面回答，而是说“易牙杀子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用；开方背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近；竖刁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亲”[3]，然后又列举了两三位人物，也认为不足以托付，唯一得到较高评价的隰朋却寿命不长，很快死去，这是管仲难以预料的。管仲已对桓公提出忠告了，是桓公贪图享乐，满足私欲，用了奸人，导致其死时，齐国大乱，他的尸首在宫里放了七天，生了蛆都没人管，这都是桓公自己不听忠言，贪图享乐的结果。臣子只能劝谏君王，但听不听从决定权在君王。管仲已尽到臣子的职责，怎么能够一味认为帝王过，臣子罪呢？而且，当时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在齐国已地位稳固，形成气候，即使管仲提出可以代己的贤人，但此贤人根基必不如竖刁、易牙、开方三子，能不能在齐国朝堂生存下去谁都不好说，又何谈其发挥才能，让齐国继续兴盛下去呢？
再则，管仲临终之时认为无贤自代，这也是可能的，管仲不举贤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，又怎能厚非呢？贤人、能人，不是随便就可以找到的，即使民间藏龙卧虎，贤人们怀才不遇，但管仲也接触不到，无从慧眼识贤人。而在管仲接触得到的范围内，根据管仲当时的分析，以及齐国当时人才的储备情况，管仲满意的人几乎没有，唯一评价较高的隰朋也随其很快去世了。生死之事管仲很难预料，如果硬要管仲不顾实际，降低标准，勉为其难地再举一个人出来，这就不是举贤自代了，说不定反而会害了齐国，这是管仲绝不会做的事情。历史上的管仲其实是非常注重推举人才的，《管子·小匡》记载，在管仲上任后，他知人善任，举荐了隰朋、宁戚、王子城父、宾胥无、东郭牙等人，各用其长，补己之短，同时他还制定了完善的“三选”制度，使人才选拔制度化、规范化，为齐国大治奠定了人才基础。
最后，笔者亦不赞同苏洵所说的“夫国以一人兴，以一人亡”[2]的观点，这过于个人英雄主义论了。确实，管仲佐齐，帮助齐成为春秋霸主，管仲的作用确实很大，但不能说是齐国以他一人兴，齐国的兴盛源于很多原因，同样齐国的内乱与衰败也是由于多种原因综合所致，怎么能说只是因为管仲一人没有临死举贤而导致的呢？而在《史记》中，英雄主义的成分则较少，评述历史人物更为公允。
管仲无贤自代，并无大错，无可厚非，只能说管仲如果能举贤自代会更好，会弥补许多缺憾，苏洵的评论未免太过苛刻了。相较而言，笔者更为欣赏司马迁对管仲的宽容态度，在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中，司马迁提到“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、反坫”，但他又认为“齐人不以为侈”[1]，这其实是可以代表他的态度的，他指出了管仲的不足，即奢侈，但较于管仲的功绩，他对管仲的不足是宽容的。而苏洵的苛刻是有原因可溯的。苏洵为文受《孟子》、《战国策》影响很深，文章风格纵厉雄奇，注重文章要鄙弃因袭，不愿因循守旧，一定要独辟蹊径，所以有过于追求独创而有失公允之嫌。另外，苏洵早年游荡不学，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，直至后来才潜心读书，是一个性情中人，豪爽、放浪、率直。这样的性情中人往往易喜恶直接而有失偏颇。苏洵甚至在《管仲论》中谈到管仲不能举贤自代时愤愤谴责道：“必复有贤者，而后可以死。彼管仲者，何以死哉！”[2]他认为，作为贤臣应该给国家选好后备人才，不然连死都不行。历史记载中的苏洵没有进士出身资格，所他没有真正经历过官场，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作过卑微的小官，缺乏对官场的了解和切身的体味，因此他对管仲的评价就没有深刻的体会，不了解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。而司马迁则仕途坎坷，遭受过进谏不成，反遭腐刑的磨难，更能理解管仲的处境生平，所以司马迁更为宽容，更觉得管仲的政绩难能可贵。
总之，由于苏洵与司马迁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，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，两人性格、阅历、生平迥异，对管仲这个历史人物的关注和评价也不同，但他们都赞赏他相齐的功绩，也指出他的不足之处。他们在评价管仲时，各有偏重，显示了他们不同的文学风格，也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，给后人以借鉴。
参考文献
[1]司马迁.史记·管晏列传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.
[2]苏洵.管仲论[A].嘉佑集·卷九史论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.
[3]邹德隽.读《管仲论》有感[J].北大荒文学，1996（1）.
作者简介：
沈灵超，女，浙江慈溪人，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本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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